<三字经>第二节第二讲

手缺一指

为学者，必有初。小学终，至四书。

读书求学，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才能奠定扎实的基础。按中国的古礼，也就是周公之礼，小孩子六岁就读小学，先从生活规范开始学起。八岁开始学字，也就是学六书；十八岁束发，行冠礼以后入大学。因此《大戴礼记?保傅篇》中说：“古者八岁出就外舍，学小艺焉，履小节焉；束发而就大学，学大艺焉，履大节焉”。“礼乐射，御书数”六艺，是小艺；“诗书易，礼春秋”六经，是大艺。传统教育中的小学阶段，是先学习做人以及如何生活，然后再传授知识，学习六艺；最后才是六经的大学之道，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走的路线。
生活规范教育的主要内容，就是子游在《论语?子张篇》中说的“洒扫、应对、进退”，不要小看这六个字，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，是中国文化教育一贯的传统。我们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，大多是与职业、赚钱相结合的技能培训，与传统的生活教育是两回事。小孩子娇生惯养的多，特别是富家子弟，家里都有佣人，他们自己哪里会洒扫庭除。现代人不会扫地、抹桌子的多得很，扫把乱挥搞得尘土飞扬，一块脏布越擦越脏。连最基本的洒扫庭除都不会，今后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呢？
应对之事就更成问题了。常有这样的孩子，你问他：贵姓？他就回答：我贵姓某。府上哪里？他会说：我府上某地。应对的礼仪根本不懂。至于进退就更难了，一件东西该不该拿、一件事情该不该做，这些都是大学问，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。如见到长辈如何问候、到亲友家拜访，该站还是该坐，站在哪里、坐在哪里等都要教育。现在这些都没有了，小孩子见到长辈一声不吭，到客人家里拉抽屉、开柜子，没有一点规矩，可见我们的小学教育大有问题。
传统的小学要教授文字，除了上面提到的训诂、句读以外，还要学习汉字的结构和起源，就是“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”，六书之学。在形声义三方面，给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础。这方面的教材，周朝用《史籀篇》，秦汉用《仓颉篇》，以后出来《急就章》，六朝以后用周兴嗣的《千字文》。
此外，小学阶段还要接受“礼乐射，御书数”的小六艺教育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。礼是生活规范，乐是艺术，射是射箭，相当于今天的健身，御是驾车，相当于今天的军训；书是文字和书法，数是数学，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。可见，传统小学教育的内容绝对不比今天少，可能还更全面。可惜，古六艺的传统教育今天已经没有了，在日本还有点依稀仿佛的影子，日本人将其转变为“八道”，即茶道、艺道、花道、书道、剑道、棋道、柔道和空手道，作为八个文化传统保留下来了。
小学期间，行有余力的可以读“四书”，但是老师一般不开讲。什么时候开讲呢？要根据学生的程度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一般是要到大学阶段，老师才详细讲解四书中的道理。四书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四部儒家经典著作，本来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只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文章，南宋光宗绍熙元年(1190年)，朱熹将之抽出来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在一起，称为四书。经朱熹注解的四书，代替了五经的地位，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，是士子学人的必读之书，对中国近古时期的政治、思想、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朱熹，字元晦，号紫阳，祖籍徽州(今安徽歙县)婺源，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。朱熹十九岁中进士，曾做过五任地方官，但时间都很短。他主要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，曾修复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，建立武夷精舍、沧州精舍等，广收弟子门徒，传播理学。朱熹一生著述甚丰，代表作品有《晦庵先生文集》、《朱子语类》、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楚辞集注》等。
   概括地说，四书中的《中庸》谈理，相当于认识论；《大学》谈法，相当于方法论；《论语》《孟子》是事例，由孔子、孟子两位名角，一个演仁，一个演义，生动地表演给我们看。但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，是孔子传曾子，曾子著《大学》；曾子传子思，子思著《中庸》，代表了原始儒学的三代人。许多人以为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就是孔子的思想，其实不对。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是曾子与子思的学术论文，他们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，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。而《中庸》与《大学》的学术观点又有不同，这是要注意的。
至于孟子晚了孔子165年，只是子思的门人，因为孟子的年龄小于子思近100年。

论语者，二十篇。群弟子，记善言。

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，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。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就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思想，而要了解儒家思想，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，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是孔老夫子教学传道的记录，一共有二十篇，内容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圣人的言行，谈论为人、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，其中既有孔子与学生的对话，也有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，十分难能可贵。
古代相传的《论语》有三种，即鲁国流传的《鲁论》二十篇、齐国流传的《齐论》二十二篇，以及孝景帝年间，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墙壁，得到的《古文论语》。但《古论》和《齐论》到了汉魏之间，都已逐渐散失，现在传诵的《论语》只有《鲁论》二十篇了。
《论语》的编纂者，历代学者均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，例如，班固认为，“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”；郑玄则认为是“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撰定”。当代学者则认为《论语》非成于一人一时，而是孔子的弟子、门人们根据自己所记，不断补充、辑录，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纂集成书的。最后的定稿者应是曾参的学生，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战国初期。
   中国的传统文化，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动乱之后，变得支离破碎，亟须重新整理。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、训诂、疏释等工作，这种汉儒学者特有的风格就是著名的汉学。唐代儒者的学风，大体还是因袭汉学，对于章句、训诂、名物等类，更加详证，但对儒学的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。宋代以后，有理学家的五大儒者兴起，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，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，这就是宋儒的理学。与汉儒们只讲训诂、疏释的学问，又别有一番面目。直到明代的儒者，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。明亡以后，儒家学者如顾亭林等，对于“平时静坐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”的理学，深恶痛绝，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，于是提倡回过头来做学问，恢复老路线。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，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，这就是清儒的朴学。
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，虽然经汉、唐、宋、明、清几个时代的变动，虽治学方法和所走的路线不同，但是尊崇孔孟，不敢离经叛道则是共同的。这样就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偶像，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善言，变成一本刻板教条的语录。这是在帮孔子的忙还是拆孔子的台，实在难说得很。
孔子以后，儒分为八，弟子们各据一方，弘扬儒家的学术思想。汉代以后，儒学大体上分成四类：一是政治的儒学，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，扯大旗做虎皮，孔子变成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了。二是学术的儒学，专门搞儒学的学术研究，如汉学、朴学一类的学院派。三是民间的儒学，走私淑儒家思想的路线，从协调伦理关系入手，来立命做人，修心修身。最后是宗教的儒学，把孔子的话当成圣经，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庙里。